何兴武夫妇买回便宜的一包烂菜和一包烂豆，师生们围在一起挑拣。彭海惠/供图
何兴武坐在教室后听年轻教师讲课。
余希建为低年级学生们上数学课。
课间学生们在交流。
何彪给来访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教简单手语。
余希建在刻纸画。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马宇平/摄
在巨大的声音浪潮里，南昌三联特殊教育学校无声地存在了25年。
学校经常因为房租问题被迫迁徙。去年，它像一枚图钉，从地图上的一个点被拔起，摁进现在的地方。这是它第六次搬家。
这栋处在城乡接合部的3层民房，在货车、农用车、牛车、马车奔跑的公路旁。坐在教室里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见3米外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。绕到学校后面，是一大片荒地，穿过黢黑的隧道，再走上10来分钟，便到了另一条马路。
周围环境对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。学生和老师都是聋人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，手语是这里唯一通用的语言。
老校长何兴武大多在学校需要“物资”时出门。他蹬着人力三轮车捡过菜市场的剩菜叶，拉过高新区的锯木屑，到旧货市场淘学校需要的二手床。
老师们不拿工资。何兴武的爱人被学生们称呼为“师母”，负责学校后勤。74岁的余希建比何兴武小2岁，在退休后加入这所学校，教语文和数学。
生于年的邬凯旋在这里待了16年，她从这里毕业，又回到这里。最年轻的教师李尚津是95后，去年在网上寻到学校的信息，抱着“改变聋人教育现状”而来。
年，何兴武的儿子何彪来了，成为这所无声学校里唯一一个听说能力健全的人。他想帮父亲把学校办得好一些，“至少不要太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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拔出铁栅栏内侧的插销，推开一米宽铁门，便进入了学校。
除了房东的狗和一只乖顺的猫，没有人察觉到访客的到来。
学生们都在3楼上课，分为低年级班和高年级班。教师李尚津讲着六年级语文课文《草船借箭》，他抡圆胳膊在头上画个圈，左手握拳敲下右手掌心，踮起脚，喘着粗气，佯装奔跑，两只手灵活地在空中变出“曹操”“周瑜”“吃惊”“希望”等学生需要识读的词语。
五年级学生闷头算着数学题，偶尔也会走神儿“听”一段儿草船借箭的故事，兴奋地打着手语回应，喉咙里不时发出声音。
四到六年级的同学能与人写字交流，但是文字与手语建构的沟通总有差别。来的人写：“在这里读书开心吗？”一个女生写下：“在这里读书使我很开心。”再追问：“有什么开心的事？”她想了一下，把上一句的答案又抄了一遍。
学生吃住都在学校。有的孩子能在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被父母接回家。也有被遗忘的，只有过年才有机会回家。
升级和毕业都由老师考核认定。基础不好，四年级得读3年；进步快，一年后能跳两级；也可能某一年，一个毕业生都没有。
年近80岁的老校长何兴武戴着老花镜，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。“长期生活在这个特别的环境，感受不一样。用一个词语来说，‘我们是另类的人’就行了。”何兴武写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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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创办于年。打那时起，周边农村的多个聋孩子扛着铺盖，陆续来到这里。
何兴武见过十七八岁、二十几岁被送来读一年级的聋孩子。在农村，水牛和*牛是家中贵重的资产，要有专人看管。这些孩子在家里负责放牛。每天早晨，他们将几块煮地瓜放进干粮袋，太阳下山前再赶着牛回去。来上学的前一天，有孩子对着牛抹眼泪。
也有光着脚板来学校的。除了上课、吃饭，他们大部分时候喜欢待在操场旁的树上或篮球架上，“像野人一样”。
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表明，全国有残疾人的家庭户共万户，占全国家庭户总户数的17.80%，农村残疾人口为万人，占全国残疾人口的75.04%。12.95%的农村残疾人家庭户年人均收入低于元。1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人口（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）为万人，文盲率为43.29%。
学校招收学生不设门槛。家里特别穷的，不收费或者学费减半，超过学龄的孩子也收，父母要外出打工，一年只能接回家一次的也留下。还有一些，是“家里多余的人”。
何兴武的儿子何彪记得，一年端午节假期，有个家在市里的孩子许久未见到父亲，想回家看看。能回家的孩子老师们很少阻拦。
几个小时后，这个请假的孩子又出现在了学校里，独自坐角落里抹眼泪。“我继母让我赶快回学校去，”他用手比划着“说”，“她说我们给学校交了生活费的哟，怎么能回家里来吃饭。”
何彪在电话里问这位继母：“他不可以回家吗？他回家住一晚，明天你们全家来学校吃一星期！”
看他拿着手机情绪激动，学生拉着他的衣角，“老师，不告状，不说了。”
学校还收了4名智力障碍孩子。最小的来时只有4岁，患有先天性精神病，被公益组织发现时，她已被关在小黑屋里多年，“像狗一样”。
学费收不上来，学校穷得“账上一直是负数”。何兴武和爱人把工资都垫进了学校，另外3位老师也不拿工资。
徐茜茜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校长的人力三轮车。多年来，为了省菜金，何兴武蹬着车到20公里外的蔬菜批发市场买菜——其实多数是捡些人家不要的菜叶，每两周去一次，往返需要4个多小时。
何兴武采买回来，学生们一窝蜂围上去帮忙。那些破菜烂叶摊在地上，学生和老师蹲成一个圈拾掇起来。
有一年开春的采购，何兴武连人带车翻在了路边，菜洒了一地。他自己坐在办公室擦红花油、红药水。
“我作为过来人，深知聋残人在这个无声世界里所受到的痛苦和无形的无奈。”何兴武写道，“为了这些孩子，我别无选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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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彪第一次见到这所学校是在年，他从深圳回南昌省亲。一片云雾缭绕中，他打远儿看到一条印着校名的红色条幅悬挂在二楼。
走近才发现，白茫茫的不是雾气，是一楼的作坊在生产腻子粉。他撩起衣服，捂住鼻子和嘴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直接奔上二楼。
教室门窗紧闭，学生们在上课。他使劲砸门，试图让残存着微弱听力的父亲何兴武听到。
“你们就在这种地方上课？你们活这么大年纪无所谓了，孩子们还小，天天吸这个粉啊？”他没好气地问。
“我们这里挺好啊。”何兴武见到儿子一脸惊喜，堆着笑说，“门窗都关得好好的，不要紧。”
5月南昌的气温已超过30摄氏度。教室顶上的旧吊扇晃晃悠悠地转着。
宿舍里的床高低宽窄各不相同，没有两张床是一样的。学生从家里带被子。何彪捏了捏被子，很多被子中间空荡荡，头上一点棉絮，脚底一点棉絮。有的床单旧到不能再旧，轻轻扯一下就要碎掉了。
午饭时，何兴武留他在学校吃饭。一盆白菜炖豆腐块，没什么油星。他就着父亲从家里带来的辣椒酱，看着孩子们吃得狼吞虎咽。
“孩子们都在长身体，你给他们吃这些真是好狠的心哟！”何彪忍不住和父亲争吵，“回去吧，别办了，别把这些孩子坑死了。”
何彪回到深圳后不久，学校又一次被“赶走”。何彪帮父亲找场地、筹措经费，还了之前欠下的2万多元房租。年，何彪辞了销售经理的工作，拎着几个包，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回到了南昌。他找了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，方便帮父亲打理学校。
替父亲去教育局开会，给来学校做公益活动的大学生、志愿者当联络员和手语翻译官，何彪成了学校里唯一听说能力正常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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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何彪下定决心回来的，是他发现普通人轻易能做到的事，在聋儿眼中却是“天大的困难”。
“很多孩子一年才能见父母一面，家长都不来接，让他们自己回去。”从学校到汽车站，再坐上回到家乡正确的车，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。何彪帮他们买好车票，送上车，再电话和他们的父母联系。
他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个小牌子，上面是自己的联系方式。何彪告诉学生，这是应急时用的，“如果你写不好字或者人家不懂手语，就把这个给他”。
第一个打给何彪的，是上海市一个派出所。一个毕业生离开学校，被骗进了一个盗窃团伙，接受审讯时什么都不说，只提供了何彪的电话。
“他也知道父母的电话，不敢说而已。”何彪又气又恨，“这时候就知道老师比他父母还好。”他联系孩子母亲，电话那头撂下一句“这孩子我们管不了”。
何彪买了当天下午的火车票，第二天天蒙蒙亮时，到了上海，把孩子接了回来。
何彪行伍出身，身材魁梧，说话的时候底气十足。有陌生人在校门口转悠，想接近学生，他黑着脸骂走。
“你看我，看看清楚啊，我原来是*人，现在是这个学校的老师。你不要搞错了啊，你如果想带坏我们的孩子，当心我扒掉你一层皮。”
他知道的另一所聋校，有一次同时被拐跑7个学生。
“为什么这些孩子到社会上就会被骗走？”何彪问自己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学校更像一个封闭的世界，孩子突然进入环境复杂的社会，很难适应。
李尚津在文章里写道：“在特殊学校，学生只在同质群体里组成关系网络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社会化，从而创造了一种残缺、封闭、狭隘的环境。”
有受骗的毕业生告诉何彪，骗自己的也是聋人。那些聋人告诉学生，老师很笨，不要相信他们，跟着自己走就能吃香喝辣。有的学生信了，跟着走了，到头来发现，对方是一个盗窃团伙。
逃回来的学生描述，自己如何被教两只手往开水里放，练习抓肥皂，如果不去偷盗就没有饭吃，会被打。何彪气得跺脚，有几次被气得说出“你们简直是猪”。“我说过多少次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不要相信那些人的*话！”
何彪搞不明白，为什么聋哑人骗聋哑人更容易。
类似的案子并不少。年，长沙岳麓公安分局牵头破获的“龙盈”投资诈骗案，受害人几乎全都是聋哑人，涉案金额5.8亿元，而主要嫌疑人就是聋哑人圈子中颇有影响力的聋人企业家。
何彪想过，办一个针对聋人的再教育基地，帮助他们认识社会，也让聋哑孩子走出学校的时候有保护自己的本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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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毕业的孩子，多数回到农村，少数城市孩子待业在家，只有极少数人在社会上工作，缺乏“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”。
学校的高年级数学老师邬凯旋曾是学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。年她从这里毕业，何兴武推荐她去读初中。后来，邬凯旋在中等专科学校学了计算机，在外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又回到了这里做老师。直到现在，她已经在学校生活了16年。
在学生们眼中，小邬老师“懂很多东西”。她平时喜欢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和NBA，“主要看他们的‘战术’”。
学校的新地址没有了操场，除了定期由老师带着去附近公园玩耍，学生几乎不出门。他们喜欢看《老夫子》漫画书，拧魔方，在手机上看一些搞笑视频。